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搁浅日志

阅后即焚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隐身采访的“旁门左道”  

2011-04-17 14:47:23|  分类: 晃晃悠悠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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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新闻采写中,由于受到人为的阻挠或遮蔽,记者往往难以进入事件第一现场,获取第一手真实资料或采访到核心当事人。通常需要采取一些新闻教科书中没有的“采访技巧”或“突破手段”,隐去真实身份,才能最大可能实现采访目的和意图。此类情形都市报(所谓“小报”)记者或多或少总会碰到,尤其是突发事件采访时更为常见。是可谓,“新闻江湖飘,总得学几招”。

 “骗,还是不骗”,这仿佛是个问题。按照一般新闻伦理,记者需真实记录事件过程,其前提是采访程序的合法合理。隐去记者身份,应是在欺骗采访对象,通过欺骗和造假获得的信息,恐怕于法于理都不容。但如果上来就说自己是记者,可能对方直接拒绝受访,或者“去和宣传部联系”,很难顺利突破而成功采访。对于当事记者而言,似乎遁入到两头为难的“囚徒困境”。 实际操作中,记者可以分开对待。

事件中的普通个人和掌握公共话语权的媒体相比,力量明显失衡。如果不是暗访,记者不应对其隐瞒实情,更不能冒充国家公权机关或相关管理人员,以获得其信任和配合。 但如果面对的是政府部门或其他管理机构,则至少可以隐去身份。因为对于事件的真实情况,政府部门有义务向社会公开,相关人员应当就事件中的相关问题接受采访。但由于目前中国新闻整体环境的欠缺,这些部门和人员故意躲避,动辄使用公权阻拦。媒体为探寻事实真相,隐瞒身份或假借其他适宜的身份进行采访,应当可被接受。

  “返璞归真”

一些政府部门对于媒体比较防备,并且其内部往往规定了专门外宣机构应对媒体。对于一些事件,外宣人员并非一线,并不了解全面情况,且很多时候不予回复。而一线部门听到是记者来电,大多时候往外宣处推。此种采访效率低、效果差。  

与此同时,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等规定,公民提出申请,政府部门依据目录应对相关事项公开。并且,相关人员对普通百姓一般不设防,出于为市民解答帮助的需要,大多数时候会给予回复。 记者可借普通市民身份,对某事进行询问。记者本身也是普通市民的一员,关心自己生活有关的问题无可厚非,符合法律规定,有关部门也须就这些问题告知广大市民。 

 今年7月,本报采写北京黑车查处专题,其中罗列了执法部门查处黑车过程中的种种问题,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等部门始终拒绝作出回应。同事陈博登陆执法队网站,以公民身份就有关问题申请该政府信息公开事项。 按照规定,不论是否通过申请,执法队方面应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。在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,执法队通过电子邮件发来详细回复。次日,本报独家刊登回复内容。 很多政府部门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,不管如何采访均死活不开口。此种方式是“撬开”这些难开金口的好途径。

  “瞒天过海”

出于安全、保全现场或其他目的,警方等部门都需对事故现场进行封锁。尤其是大的恶性事故,更是重兵把守苍蝇难进。不能突破进入第一现场,对于记者报道而言乃是硬伤。 

一般说来,若是比较重大的突发事件,都会有多个部门人员到场处置,如警方、急救、安监、宣传和属地基层机构等。这些人员彼此平日不一定熟知,现场人头混杂,不大可能一一核实查验身份,“混入其中”便有机可乘。 

 去年11月,北京大兴某小区发现灭门命案。本报同事接到消息到达现场时,已是晚上11点多,此时部分同城媒体已经采访完毕。因为事件重大且发生在私宅内,难以获得足够的有效核心信息,特别是对死者身份的确认。警方严密封锁现场及周边,现场记者一筹莫展。 时隔不久,北京市政法委、北京市公安局主要领导莅临,察看现场并听取汇报。数十人乘车抵达,一时间人头攒动。现场警员撩起警戒线放行,由于是大领导前来,并且涉及多个部门的主要人员,警员不可能逐个查验证件。此时同事孟祥超跟在人群中,轻松进入事发房屋,准确获取核心信息。

 今年年初,顺义一特殊设备厂发生爆炸,多人死伤。夜色中,我看到一行人行色匆匆,往现场旁某单位办公楼走去。猜测应是各有关部门召开现场会议,于是尾随进入会场。 

会议由某副区长主持,各单位陆续汇报情况。我低下头打开笔记本,顺应着领导讲话的腔调,时而摇头叹气,时而点头附和。其实此时我只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即可:打开录音笔,所需信息应有尽有。 

想混现场,大概需要注意这样几点:一是穿着,既不能太随便(如运动装),也不能太正式(如西装)。政府部门人员若着便装,一般都以半正式的休闲装为主,可以夹带一个软皮大笔记本。二是表情,要自然大方,经过关卡时可向工作人员微笑点头注意。进入现场或会场后,不要坐在太显眼处。表情严肃,听取领导讲话要点头。三是语言,尽量少说话。可以适当与旁边人员简单交谈已知的事故情况,这样可让其他人认为你们看上去是一起的。同时,要确认录音笔正常工作。

  “旁敲侧击”

一些比较敏感或特殊的事件,被采访者往往比较避讳,一旦提及,就闭口不谈或转移话题。记者可以将问题的逻辑进行拆分,改换门庭,用其他问题的答案来佐证结论。只要证据链完整连贯,就可对问题进行证明或证伪。 

 去年7月,北京铁路警方进行转制考试,标志着铁路公安队伍将划归地方管理,纳入地方公务员编制。事情较为敏感,所涉部门和全体铁警都被下达“封口令”,一概不得向媒体声张。跑线记者多方采访,但一无所获,甚至连是否举行考试都证实不了。 

我前往考试地点——酒仙桥附近一所学校后发现,现场停放着大批警车。十余名胸前配有“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巡视证”标牌的工作人员在交谈。考场内外没有任何考试名称等信息悬挂,区域被封闭,所有人员均称“只是职业资格考试”。 

百般无奈,我找到学校宣传部,但无法报上真实采访目的。于是假称途径此处,看到如此多警车在校内停放,询问是否学校出了大事。 宣传部负责人笑了笑,称学校没有出事,校内正承接一场考试。我假装好奇的追问,什么考试引来这么多警车?该负责人透露实情:铁路公安转制考试。OK,真实采访目的达到。

“借力打力”

去年冬天,朝阳区某幼儿园失火,幼童被烧死。事发后,幼儿园负责人被警方控制。由于涉及该幼儿园资质和事发具体情况等问题,最好的消息源,便是采访到这名负责人。但,这似乎是“天方夜谭”。除非警方大发慈悲,一般只是我们一厢情愿。 

我赶到派出所后,面对铜墙铁壁无处下手。等待中,看到有两名穿便装的男子从消防指挥车中走下,从其谈论中得知,正是要找幼儿园负责人做情况汇报。 于是我跟在他们身后。消防官员与所方联系后,派出所的大门被打开,警官朝我们挥手,准予进入。

然而幼儿园负责人被警方严加看管,我无法开口问话。 最可爱的消防叔叔在恰当的时候又出现了。他们走进屋内,找到负责人询问具体情况。我就坐在旁边,翘起二郎腿。不时看看消防员做记录。神情严肃,微皱眉头,不时点点头。 后来的事情,你知道的,想问的情况,消防叔叔都已经代问。 

而平日的一些事件采访时,如果碰到当事人向调查人员介绍情况,先别急着亮明身份。警察同志不会容忍你和他一起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和调查的。站在一边仔细聆听,待警察完事后,再上前。

 应当注意的是,隐身采访时应注意保护自己。不要假借执法人员或其他公权机关名义,以免被诉冒充国家公务人员。不要硬闯警戒线,可以绕道寻找封锁缺口。尽量打擦边球,说模糊话。少与执法人员发生正面冲突,必要时刻及时亮明身份。

  结语  

上述旁门左道,看上去离经叛道,却经济实用。也有同事在突破现场后感到几分快感,收获小小成就。但实际上,通过如此方式才能实现采访目的,实是当今大陆记者的悲哀。

目前的大陆新闻环境尚需改善,新闻自由和采访权益需得到更多保障。一些本应由政府机关部门主动公开发布的信息,却要让记者通过“下三滥”手段才能得到;很多本应保证记者进行正常采访的事件,却需要记者“偷偷摸摸”才能完成任务。 如此采写的新闻,即便独家精彩,你我又能高兴几时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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